除了这些显性的“热点地区”，国内的大使馆和领事馆也是间谍聚集的重要据点。外交机构作为情报机构的掩护场所，几乎已成为国际上的“潜规则”。由于其特殊的外交豁免地位，国家安全部门无法直接进入调查，这也给间谍活动创造了天然屏障。更甚者，有些间谍甚至会直接以外交身份潜入。以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例，他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，就是一名克格勃特工，同时以苏联驻东德大使馆外交人员和情报人员的双重身份开展工作，这种做法在国际间并不罕见。
那么，数量庞大的中国籍间谍又是如何产生的呢？大多数其实是受境外情报机构雇佣的人员。他们要么因利益驱使，主动为外部势力卖命，要么是被境外组织设计陷害，陷入“身不由己”的境地。以2019年的黄某某案为例，他原本只是一名婚纱摄影师，却因与境外人员“琪姐”建立联系，被利用工作便利在海边频繁拍摄军港照片，累计超过90次，并因此获利4万元人民币。最终，他因泄露军事机密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，并剥夺政治权利。2024年央视报道的张某案更为典型。张某因工作便利能接触国家机密，但在离职后被境外势力盯上。起初他被以金钱引诱，随后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、以恐吓手段胁迫，最终不得不接受培训，再次潜回国内充当间谍。更严重的是，他还拉拢前同事朱某入伙。案发后，朱某被判刑6年，而张某因泄密严重且影响巨大，最终被判处死刑。
可以看出，中国籍间谍的产生，往往源于金钱诱惑或信念丧失。有些人因贪图利益而背叛祖国，有些则被外部势力精心设局、逼上绝路。尤其是出生于上世纪70—80年代的部分群体，他们亲历了中国经济落后、却又看到西方繁华的一面，因此容易在思想上动摇，从而心甘情愿成为境外间谍。换句话说，当时的西方因经济优势，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人有一定吸引力。但如今情况正逐渐改变。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，不仅经济取得长足发展，国际地位也显著提升。西方内部反而出现了一些“反思声音”，认为中国的制度和模式在某些方面优于西方。由此推断，随着中国国力持续提升，国内民众信念更加坚定，“中国人去做西方间谍”的现象将逐步减少。
因此，中国要有效反制间谍，一方面要不断强化反间谍能力，从技术手段到社会防范全面提升；另一方面，也要通过增强国家实力和文化自信，削弱境外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空间。唯有双管齐下，才能在长期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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